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原副行长覃志新在1992年到2005年13年间，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200万元、美元13万元、港币30万元，另有人民币1925万余元、美元66万余元、港币184万余元、英镑1.4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2006年9月，海南省海南中级法院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覃志新的犯罪，具有标本意义，至少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一是隐蔽期长，从1992年出任中国银行海南省三亚分行副行长起受贿，至2005年才东窗事发，长达13年。二是与房地产业相染，从披露的7宗典型的受贿事件看，其中5宗与房地产业直接相关，先后收受川南公司、海南嘉华房地产公司、海南德裕房地产开发公司、海南佳景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海南大华地产基础公司的贿赂。

    从中国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中国银行原行长王雪冰、中信集团原副董事长金德琴、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梁小庭、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王钟麓和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原副行长潘广田等一批金融高官的犯罪事迹来看，上述两点，也基本上是近年来金融腐败案件的共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再次关注。

    与政府发包工程不同，银行发放贷款由于交易的持续性，不可能每次都在企业间竞价，贷与不贷，完全由银行说了算。金融业务的交易又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瞬时买卖，具有长期交易的跨时性，因此出价高的借款人，虽不见得就是具备良好还款能力、效率最高的，但至少在眼下看起来是诱人的，即便借贷给效率低的借款人，也不易被识别为腐败“共谋”。可是，从长期看来，它肯定是一种资源配置的非理性，是造成呆帐、坏帐的源头。这就是说，在贷款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时候，审批性权力设租的成本并不大，金融腐败将“大有作为”。而据学者谢平的研究，当事人进行腐败交易时，一般也会在2至10年间渐进地谋取不当利益，越是长期则越隐蔽。

    近年来，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争的事实。金融腐败案件多与房地产业相染，也就不奇怪。根据我国住房市场需求的长期增长态势和房地产建设资金的稀缺，房地产业将是一个金融腐败案件的高发区。而金融腐败又会反过来扭曲资源价格，让企业无法“透明地”参与资源的定价，最后浪费了资金的配置效率，进一步加剧房地产贷款的稀缺性。今后若不大力遏止，将成恶性循环。

    如覃志新一样的金融腐败官员，虽然最终伏法，可是金融腐败造成的损失，最终还是要由老百姓买单。据披露，从1997年至2004年间，名义上银行的不良资产需用自身利润核销，但实际上，国家面对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1.66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先后向国有银行注入2700亿元资本金，剥离1.4万亿元不良贷款，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和再度剥离两行2787亿元可疑类不良资产。若加上历年对地方金融风险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处置，估计总成本在3万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每个中国纳税人要平均承担约3000元的通货膨胀税（或金融稳定税）。根据经济学常识，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增发货币）的情况下，尽管工资的增加不一定能达到原先的购买力，但表面上工资总会有所增加。因此够纳税条件的人也就增加了，他们进入了更高的纳税等级（所谓通货膨胀税，就是指政府从通货膨胀中所多得的税收）——政府的税收增加，公众由于纳税额度的增加而实际收入减少——最终的结果是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众。类似覃志新案一样的金融腐败，到头来就是对每个纳税人的财富的无耻褫夺。

    所以，金融腐败绝不只是银行与企业间的“私事”。恰如报道中指出的那样，金融管理关乎国计民生，所掌管的不是普通资源，可谓利害攸关。金融系统高管作为“看家底”的人，委实干系重大。学者吴敬琏说了，改革才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手段。金融高官的良心是不可靠的，只有通过权力约束和透明度约束，来降低腐败的供需。眼下及今后一个时期，要特别注重对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内外夹击，治理金融腐败的顽疾。又鉴于金融领域的腐败行为比较隐蔽，客观上容易纵容多重犯罪，建立有效的举报机制，允许风闻言事，也是必要的，以实现权力和制衡的相当。

    覃志新案的两个特征应引起重视。而且笔者也期望这两个特征的尽快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