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对中国住房政策所说的这些“石破天惊”之语，可谓真正开始吹响了中国住房模式新革命的号角。

　　高层酝酿住房模式变革

　　温家宝总理在这次的新加坡之行中，打破一些利益集团设定的“条条框框”旗帜鲜明地提出“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经济适用房户均面积９０平方米是比较适当的”等住房政策上“革命性”的纲领口号，标志着中国的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正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在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中，正在酝酿住房模式天翻地覆的变革；由开发商主导的垄断暴利开发模式，重新回归到以经济适用房为供应主体的住房模式中来。

　　之所以说是“重新回归”，是因为早在１９９８年开始实行的“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其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当时的建设部对全国城镇“最低收入、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家庭的比例，有一个大致的算法，就是城镇居民中，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各为１０％左右，其余８０％的家庭都属于“中低收入者”，也就是说，城市中八成左右的家庭，都有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照此推理，在整个住房供应结构中，８０％的居民住房应该是经济适用住房。

　　经适房缺失致房市疯狂

　　实际上，国家和政府向绝大多数家庭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即是百姓接受这项关系切身利益最大的新的住房改革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政府推行城镇房改时对城市居民所作的基本承诺，是房改的“政策底线”。

　　从这方面来说，没有经济适用房，房改就没有“立身之本”。否则，国家要想把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从过去的住房靠“公家埋单”推向到市场自己购买的住房改革，就无从谈起。

　　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温家宝，再三高调力挺经济适用房。早在１９９８年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建设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就向与会者特别强调：建立新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适用住房。这既是这次房改的重要目的，也是房改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３日下午，温家宝在听取建设部工作汇报后又一次强调：“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对改善居民消费结构，扩大住房消费，平抑房价，防止出现新的房地产过热有重要作用。”

　　但很不幸的是，在随后这几年时间里，中国众多城市的房价翻了好几番，房地产也成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最多的、必须进行“严格调控”的重灾区，居民的住房消费，也被高房价压迫到只有正常需求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甚至比１９９８年房改之初还下降了１个多平方米，城镇居民的住房小康，更是变得遥遥无期。

　　七年前温家宝对建设部告诫中所担心出现的“高房价、低购买、热市场”等问题，不仅在当今的房地产市场“应有尽有”，而且已经疯狂到极致的地步。住房问题，也“一举成为”压迫民生的“新三座大山”之首。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温家宝一再强调的经济适用房的缺失。

　　垄断暴利将“整体崩盘”

　　由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滞后，公众缺少对权力和资本的制约能力，使经济适用房这项关系中国数亿市民最大利益的“利民之举”，从一开始就在不少地方、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被“空挂”。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这些来自于中央的最大的“利好政策”，早已被不少地方的官员“贪污”得无影无踪。

　　有人说，廉租房可以使政府在住房保障上大有作为，殊不知它最多也只能“保障”５％的“最低收入者”。而所谓的“普通商品房”，建设部官员的极为乐观的估计就是３０％人买得起实际上扣除炒房者和多占者，买得起商品房的家庭２０％都不到。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这最富和最穷的３０％外，其余７０％的城市家庭究竟到哪儿和怎样才能买得起房，改善住房条件，实现住房小康。